Bushmill酿酒厂位于爱尔兰北部沿岸的Antrim市，与苏格兰的Kindred半岛只有十七英里。实际上，苏格兰威士忌的产地堪布尔顿（CampBelton）距离Bushmill要比在爱拉岛上的酿酒厂更近一些。传说中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之间有一个水下长桥，而离Bushkill仅两英里的阿尔斯特（Ulster）岸边的巨大玄武岩石堤就是这个长桥的最南端。这个传说似乎印证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历史渊源，当然这也体现在威士忌酒上。
爱尔兰的修道士们是在十二世纪前往地中海国家朝觐时学会了如何从啤酒和葡萄酒中蒸馏的。虽然，蒸馏最初只局限在药用方面，但是这毕竟不能阻挡它的“娱乐”功能。而这些僧侣们所掌握的蒸馏知识就构成了爱尔兰和苏格兰威士忌的共同基础。
十八世纪爱尔兰的贵族们其实更偏爱法国的干邑白兰地，而爱尔兰威士忌则被认为是低档次的东西。但是很快，爱尔兰威士忌被赋予了农村和城市这样的分别，农民喝的酒叫做Poitin（私酿劣质威士忌），而城市人的酒被称作eaux-de-vie（法语生命之水）。城市人的威士忌还加入了一些草药植物调味，甚至在巴黎也大受欢迎。到了十八世纪末，在爱尔兰估计有两千家威士忌蒸馏厂。1779年，政府出台了一个新法案要对每个蒸馏器都征税。开始的时候税率比较低没有多大影响。但等到第二年大幅提高的时候，那些小型威士忌酿酒者受到了冲击。爱尔兰四分之一的酿酒厂倒闭或转入地下。到十八世纪末，爱尔兰只剩下不到15%的蒸馏厂了。征税的恶性循环使爱尔兰威士忌行业受到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威士忌酿造向少数厂家集中。到了1823年，整个威士忌行业都集中在几个大蒸馏商手中，比如：都柏林的JohnJameson 和John Power。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十九世纪初爱尔兰生产的罐馏威士忌比它的苏格兰亲戚还要受到欢迎和尊重。但是，几个因素又使爱尔兰威士忌丧失了它应有的优势地位。当爱尔兰税务官AeneasCoffey完善了柱馏器并申请了专利后。爱尔兰人认为这种蒸馏器生产的是劣质威士忌，根本不值得评判。但是低地的苏格兰威士忌同行们却率先使用了这种新工艺。他们很快就尝到了规模生产的甜头，向世界范围出口勾兑威士忌。1945-1948年爱尔兰的“大饥荒”（TheGreat Famine）使爱尔兰的农村人口骤减10%，用来酿造威士忌的谷物也大幅减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了爱尔兰威士忌的死刑。与苏格兰同行不同的是，人家还可以使用柱馏器大量生产高含量的工业酒精生存下来，而爱尔兰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22年，当爱尔兰宣布脱离英国统治时，爱尔兰威士忌又经历了一次重大打击。英国议会决定在所有大英帝国的范围内禁止销售爱尔兰威士忌，当然由阿尔斯特地区（Ulster，北爱尔兰）生产的威士忌除外。在美国颁布《禁酒法案》后，爱尔兰威士忌又失去了最后一个大市场。当美国重新开放市场的时候，苏格兰和加拿大的威士忌又蜂拥而至。就这样，爱尔兰政府在二战后不得不关闭了所有的蒸馏厂。
爱尔兰威士忌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1960年，整个爱尔兰只剩下四家蒸馏厂还在运转：Bushmills、Jameson、Powers和CorkDistillers。1966年，除Bushmills之外的另外三家决定抗议世界对爱尔兰威士忌的漠视。他们组成了爱尔兰制酒公司（IrishDistillers，ID），要生产最好的爱尔兰威士忌。最后，在1973年Bushmills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是保留了它在Antrim的蒸馏厂。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家在生产爱尔兰威士忌了。1988年，法国Period–Ricardo公司在经过与另外一只大鳄GrandMetropolitan争斗之后收购了ID。
在解决了产权归属问题之后，爱尔兰威士忌好像就要蓄势待发，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但也仍足以让人高兴。1989年复活节那天，一家新的蒸馏厂诞生了。一些爱尔兰企业家为了希望看到威士忌行业能够重现竞争，在联合参股后成立了库力制酒公司（Cooley’sDistillers，CD）。当ID希望收购CD向爱尔兰政府提出标的时，爱尔兰政府以反垄断竞争为由拒绝兼并，就这样，CD生存了下来。今天，CD生产的品牌有Tyrone、Kilbeggan和Connemara，它们作为爱尔兰威士忌复兴的象征出现在世界上。
